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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：丘遲〈與陳伯之書〉為傳誦之招降書。多年前廖承志亦有書致蔣經國，此與丘遲一書，在立意及措辭語氣方面，是否有類近之處？試比較之。
朋友觀小子答文前，不妨先閱二書，方可理解小子行文所解何事：
（連結從網上搜得，望能久存；若見朽壞，可自行尋文）
丘遲〈與陳伯之書〉
廖承志〈致蔣經國信〉
答：丘遲一書，意在說陳伯之叛北魏降南梁；廖氏之書，意在勸蔣經國領臺灣復歸中國，受治於共黨。二信立意，皆意圖讓對方改旗受治，其意確是類近。但由於兩位受文者面臨境況差距頗大，信函內文之舖排、用語之不同足堪細味，現析論之。
丘遲行文之時，正逢丘遲之主蕭宏率大軍伐北魏，而陳伯之則時為都督淮南將軍，領兵相拒。重點有二，一是當時南梁大軍壓境，《梁書》載「所領皆器械精新，軍容甚盛，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」，縱然陳伯之已先於徐州一戰敗昌義之，立了頭威，但軍力差距依然巨大，勝機甚微；二是其漢人出身，數年前之奔胡魏為逼不得已，非處心積慮，而胡漢有別，兼本為南朝將，伯之本人又非忠義之人，故未得魏主信任，實是常理。丘遲之主蕭宏為南梁皇弟，地位甚高，而陳伯之則區區一將，兼曾叛南歸北，又兼軍臨城下，故丘遲以參軍、記室身分寫此信，平輩而書，不卑不亢，間有險恐之語，析利害為主，引情義為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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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丘遲一文，其中名句「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。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」， 短短數句，勾勒南地之景，引陳氏鄉思，歷代備受傳頌。 （舒炯 作品） |
廖氏行文前數年，共黨先與美國建交，暫緩武力對臺之策，尋求和平統一之路，而臺灣則對共黨行「不接觸，不談判，不妥協」的「三不政策」。廖氏此時正為共黨負責外交事務及對臺工作，在此背景下，此信函正為打破此困局而書寫。論局面，比之丘、陳之勢，不見明顯上、下之別，而受文者蔣公身為一國元首，而廖氏只共黨一官，地位有距離，故廖氏行文，以舊友身分而書，以消彌政治上地位之差，一句「經國吾弟」已足證。全書娓娓道來如臨面而語，以情義為主，間透論利害之語。
了解書信概況後，從措辭語氣論之。丘遲之文一多讚頌陳伯之之辭，以表朝廷對其之重視，如文首言其「勇冠三軍，才為世出，棄燕雀之小志，慕鴻鵠以高翔」，遇明主則能「立功立事，開國稱孤」、「勳重於當世」；後段又以廉頗、吳起等歷史名將相比，見之於「廉公之思趙將，吳子之泣西河」二句。二多揚南梁君主治行之語，如「聖朝赦罪責功，棄瑕錄用」、「主上屈法申恩，吞舟是漏」；尾段再次重申「當今皇帝聖明，天下安樂」，以釋其懼梁主計算前怨、抽後算賬之疑慮。三多貶胡人之話，以「異類」、「雜種」稱之，又直言「北虜僭盜中原，多歷年所，惡積禍盈」，又貶之「偽孽昏狡，自相夷戮，部落攜離，酋豪猜貮」，以增陳伯之離心，特別和聖明的梁主並排，才為世出的陳伯之應如何選擇，丘氏之意相當明顯，正所謂「良禽擇木而棲」。由於勢在己方，故丘遲雖對陳伯之多有頌語，但整體語氣並不低下，除以利害相計，於關鍵處亦不無直言生死危難之語，如文中言北魏敗亡在即，將「繫頸蠻邸，懸首藁街」，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，燕巢於飛幕之上」，暗示陳氏不從，命運將同。故「早勵良規，自求多福」，不降，亦將敗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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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廖氏一文，除了在歷史上留下淺淺的印記，以及引來23日後宋美齡親寫的回信外， 如其時大局，無甚可道處。 |
如前所論，由於身分、景況不同，廖氏一文於措辭語氣上處理亦不同。全書以情貫串，讀來緩而不沖，以期令對方態度軟化。如先以兄長自居，稱蔣公為「吾弟」，再以憶往事起首，「幼時同袍，蘇京把晤，往事歷歷在目」以打破冷漠，拉近關係。信中尚有不少表述二人關係之語，如次段言「世交深情」；第四段直道「雙方領導，同窗摯友，彼此相知」（此處之領導，可指廖蔣二人，也可兼指鄧小平）。另廖氏多以事牽情，近處一寫蔣介石遺體未能「遷安故土」，臺灣歸則能「了吾弟孝心」；二寫望己能「束裝就道，前往臺北探望，並面聆諸長輩教益」。遠處則憶孫中山及蔣介石二人與共黨合作之史事，期盼第三次誕於此時，「吾弟在臺主政，三次合作，大責難謝」。
信函以情始，以情終，呼應甚明，間透論利害之語亦不難揣摩，廖氏明白帶出訊息：統，於公於私皆利。公則「臺灣同胞可安居樂業」，兩岸人民「解骨肉分離之痛」，更能「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」，以層遞論公利；私則能獲後世名，「舉國尊敬，世人推崇，功在國家，名留青史」。論害則多隱約之辭，無直言，如「遷延不決，或委之異日，不僅徒生困擾，吾弟亦將難辭其咎」、「當斷不斷，必受其亂」、「偏安之局，焉能自保」等。是甚麼「困擾」？怎樣的「咎」和「亂」？則留待對方細味咀嚼了。明論利，淺論害，相信是為怕刺激對方而調適，那時也非以勢壓人之宜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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